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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和苏珍宝岛冲突的始末
日期:2019-09-10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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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据中方后来披露,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方面拒绝接受上述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他们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

  当年参加谈判的李凤林回忆说,中方在谈判中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中方的立场既宽宏大量又公平合理,我们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而且,“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磋商”。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即:“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很明显,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给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

  但是,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根据旧的条约,边界线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因此,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总之,我们对中国方面的需要采取了友好和体谅的态度。”赫鲁晓夫还说:谈判开始时,双方口头上陈述自己的要求。“中国人说他们有权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的相当大一片土地。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在会谈的第二阶段,双方都拿出了表明各自要求的地图。“中国人把他们的地图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不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提出要求了,但是他们声称界河上的那些岛屿是属于他们的。那些岛屿靠中国比靠苏联近。他们建议重新划定边界线,让边界线从河中心通过,而不是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虽然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大部分岛屿,但它同国际惯例是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同意了”。这样以来,我们就解决了互相间的争执。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中国人要求拥有沿阿穆尔河的航行权”。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后来,“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们一分为二”。但是,在我们看来最明智的和有助于修好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最后阶段的谈判时,我们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虽然放弃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半个中亚的要求,却“要我们承认现存的边界线是以当年沙皇强加在软弱的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合法和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的。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所以,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而“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两国共管。1860年11月,沙俄再次借助英、法侵华战争的军事压力,在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情况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问题在于,即使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所以,“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1861年,中俄“双方在地图上签字并盖上了两国国印,地图上标明了乌苏里边疆地区的分界线。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这条线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苏联和中国都有上述文件的原本。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各个议定书、地图和记文里业已固定下来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至今完全有效。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中方还强调,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联,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908年5月8日,沙皇俄国阿穆尔州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分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做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日,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再次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果线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实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进入“”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拦截。1967年夏,苏联边防军及阿穆尔河分舰队的人员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1967年1月以后,苏联军队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民在七里沁岛进行冰上捕鱼等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奋力保护岛上的群众。双方多次发生争辩,苏方先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军民,然后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军民用棍棒进行还击,因力量薄弱,结果有100多人被打伤,苏军只有10人受伤。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

  中苏总理“机场会见”——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周总理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边疆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1969年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总理、、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侯,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9月10日,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湾路的泥潭里。

  50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就范。中国不服,苏共领导人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

  1964年10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总理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

  1969年6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工人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总理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

  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总理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对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总理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总理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总理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周总理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他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不料对方情况有变,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对苏联政府的声明,周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

  1969年10月7日的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总理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我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1960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

  1964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周总理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总理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总理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上海利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将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周总理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苏方不承认有“争议地区”的结果是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使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他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10月20日谈判一开始,当我们根据总理指示,把9月18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中问题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亟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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